采访对象：化名“阿玛拉”，26岁，原籍乌干达中部农村，现居肯尼亚内罗毕一处非正式定居点。
第一部分：“他是酋长的儿子，有五个妻子，我是第四个。”
阿玛拉的脸出现在屏幕上时，背景是一堵斑驳的土墙。
她很瘦。不是那种模特的消瘦，而是一种从骨头里透出来的枯竭。但她的眼睛很亮，亮得有些吓人，像燃烧殆尽的木炭里最后一点火星。
“别用我的真名。”她开口，声音沙哑，英语带着浓重的卢干达口音，“我不想让家里人知道我还活着。在他们眼里，我已经死了。”
我问她从哪里开始讲。
她深吸一口气，像是要把整个乌干达的炎热都吸进肺里。
“从我嫁给他那天开始吧。2016年。我18岁。不，准确地说，我刚过完18岁生日第三天。”
阿玛拉的家在乌干达中部的一个村庄，离首都坎帕拉开车要四个小时。那里没有柏油路，手机信号时有时无。她父亲有三个妻子，她是第二个妻子的第三个女儿。
“我妈妈是父亲的第二个妻子。”她说这话时没有任何情绪波动，像在背诵一段与己无关的历史，“父亲对我们不算坏，但也谈不上好。他供我读到初一，然后说没钱了。其实不是没钱，是他要把钱留给大太太的儿子去读技校。”
在乌干达农村，一夫多妻是常态。根据乌干达法律，习惯法婚姻明确允许一夫多妻。这意味着一个男人可以娶无限个妻子，只要他能支付得起彩礼。
作者声明：该图片由AI生成
“彩礼是按头牛算的。”阿玛拉比划了一下，“首妻最贵，要六到八头牛。后面的就便宜了。我，只值三头牛加五只山羊。”
她的丈夫叫约瑟夫，当时43岁。他是当地一个村子酋长的儿子，自称“商人”，实际上是在镇上开了一个小杂货铺，同时卖点自酿的香蕉酒。
“他第一次来我家，我躲在门后面偷看。他肚子很大，穿着不合身的西装，皮鞋上全是红土。他和我父亲喝酒，笑声大得整个村子都能听见。他对我父亲说：‘你女儿嫁给我，以后吃香的喝辣的。’”
阿玛拉不想嫁。
她有一个偷偷交往的男朋友，叫伊萨克，在邻村种木薯。两个人会在黄昏时在芒果树下见面，偷偷牵手。伊萨克说他想去坎帕拉打工，攒够了钱就来娶她。
“但伊萨克拿不出三头牛。”阿玛拉说这句话时，嘴角扯了一下，不知道是在笑还是在哭，“他连一头牛都拿不出来。”
约瑟夫拿得出。
三头牛，五只山羊，外加二十万先令（当时约合人民币不到400元）。这就是阿玛拉的价格。
“母亲为我说过话。”阿玛拉的声音第一次有了起伏，“她跪在父亲面前，说我还小，说她就是十六岁嫁人吃了太多苦，不想我也这样。父亲扇了她一巴掌，说：‘你是想让我把牛退回去吗？你有钱供她读书吗？’”
婚礼办了两天。
乌干达的传统婚礼分三个阶段：求婚、仪式、婚后生活。阿玛拉的“求婚”环节就是个过场。约瑟夫带着彩礼来，两家人喝酒吃肉，就算定了。
“我穿上母亲当年嫁人时穿的布裙，头上盖了一块红色的布。整个村子的人都来了，他们跳舞，唱歌，祝福我。每个人都笑得很开心。只有我在哭。他们以为我是舍不得娘家，其实我是害怕。”
她不知道自己在怕什么。
后来她知道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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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二部分：“大太太让我跪着给她洗脚，说这是规矩。”
约瑟夫有五个妻子。
阿玛拉是第四个。
“我第一次去他家，大太太站在院子中间，像一棵大树。”阿玛拉回忆道，“她上下打量我，像在看一头刚买来的母牛。然后她说：‘你知道规矩吗？’”
规矩很简单。
大太太掌管一切。粮食分配、家务分工、孩子管教，甚至丈夫“轮流过夜”的顺序，都由她说了算。新来的妻子要伺候所有“姐姐”，包括给她们洗衣服、打水、做饭，以及在她们生孩子时帮忙接生。
“最让我受不了的，是大太太让我跪着给她洗脚。”阿玛拉的声音开始发抖，“她说这是传统。新来的媳妇都要这样。我跪在地上，端着铜盆，她的脚上全是老茧和泥巴。我的眼泪掉进盆里，她看见了，踢了我一脚，说：‘哭什么？你父母没教过你怎么做妻子吗？’”
约瑟夫的院子很大，用土墙围起来，里面七零八落地搭了七八间泥屋。每房妻子住一间，厨房共用。院子里到处是孩子，光阿玛拉能叫出名字的就有十几个。
“丈夫不是每天都来。”阿玛拉说，“他有一个排班表，贴在大太太的屋里。星期一大太太，星期二二太太，星期三三太太，星期四……轮到我。但如果他喝醉了，或者不高兴，或者哪个妻子惹了他，他就不来。不来，那个妻子就会被嘲笑。”
我问她，妻子们之间会争宠吗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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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当然会。”阿玛拉说，“不是因为我们爱他。是因为资源。丈夫来了，会带肉，会带糖，会给零花钱。他不来，你就什么都没有。你得靠自己的那点地种木薯、种香蕉，养活自己和孩子。”
在乌干达的一夫多妻家庭中，每位妻子理论上拥有独立的生活空间和耕地，但前提是丈夫愿意给。如果丈夫不喜欢你，你连水都分不到。
“二太太和三太太经常打架。”阿玛拉说，“有一次为了一袋玉米面，二太太用烧火的棍子打了三太太的头，血流了一地。丈夫回来了，各打五十大板，然后把玉米面分成了两份。他说：‘再吵，都滚出去。’”
我问她，你有没有想过逃跑？
“想过。每天都想。”阿玛拉的眼睛终于湿了，“但我能逃到哪里去？回娘家？父亲会把我送回来，然后把牛要回去。去城里？我一个初中都没毕业的女孩，不识字，不会说英语（乌干达官方语言为英语和斯瓦希里语，但农村人多说本地语言），我能干什么？”
她没有逃。
因为她怀孕了。
第三部分：“他咳血的时候，我以为只是肺结核。”
2017年底，阿玛拉生下了一个女儿。
“我以为生了孩子会好一点。”她说，“至少我有理由让丈夫多来我这边。但大太太说，生女儿不算完成任务。她要我生儿子。丈夫也说，再生，生到儿子为止。”
女儿三个月大的时候，约瑟夫开始生病。
“他先是瘦。瘦得很快。然后是咳嗽，咳得整夜整夜睡不着。有一次他来我屋里过夜，半夜咳醒了，咳出来的东西用布擦，我发现是血。”
她让约瑟夫去看医生。
约瑟夫骂她多管闲事。
“他说是肺结核。村子里好多人得肺结核。他去了镇上的诊所，拿了些药，吃了两个星期，不咳了。我们都以为好了。”
在乌干达，HIV感染率约为5.1%，而在多妻家庭中，这一比例远高于全国平均水平。女性感染风险是男性的2到3倍。因为一夫多妻制下，丈夫在多个妻子间流动，加上婚外性行为普遍，病毒传播速度极快。
但阿玛拉不知道这些。
“我们那里没有艾滋病教育。”她说，“学校老师讲过‘安全套’，但没说清楚。村里人说艾滋病是诅咒，是巫师下的毒。得了艾滋病的人，大家都不敢靠近，让他们去死。”
约瑟夫好了几个月，又开始咳。这次更严重。
“他的腿也开始肿。走路都走不了。大太太说是他‘碰了不干净的女人’，二太太说是巫师诅咒。她们开始互相指责，说谁是‘扫把星’，谁把灾星带进了家门。”
2018年9月，约瑟夫死了。
从发病到死亡，不到一年。
“他死的时候，只剩一把骨头。”阿玛拉的声音轻得像一阵风，“眼睛凹进去，皮肤贴在骨头上，像一具干尸。他最后几天一直在说胡话，喊他妈妈的名字。”
约瑟夫死后，这个一夫多妻家庭立刻分崩离析。
“大太太拿走了所有的牛和地。”阿玛拉说，“她说她是正妻，按传统，财产都是她的。二太太和三太太偷了家里的粮食和锅碗瓢盆，跑了。五太太最年轻，直接带着孩子回了娘家。”
阿玛拉什么都没分到。
她只有女儿，和那间快要倒塌的泥屋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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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部分：“确诊那天，护士让我‘做好准备’。”
约瑟夫死后第三个月，阿玛拉开始发烧。
“不是普通的发烧。”她说，“是那种烧起来就退不下去，退下去又烧起来的。烧了半个月。我以为是疟疾，去镇上的诊所打针。打了好几天，没用。”
诊所的护士问她，丈夫怎么死的。
“我说是肺结核。护士看了我一眼，那个眼神我到现在都记得。她说：‘你应该查一下血。’”
2018年12月，阿玛拉在镇上的卫生中心做了HIV检测。
“结果出来那天，是下午三点。”她说，“卫生中心很吵，有人在哭，有孩子在打针，有护士在吵架。给我看结果的护士把我叫到一个单独的房间。很小，只有一张桌子，一把椅子。”
护士告诉她，她HIV阳性。
“我当时不懂什么叫‘阳性’。我问护士：‘是疟疾吗？’护士说：‘不是。是你丈夫传染给你的病。治不好的。’”
护士让她“做好准备”。
“我以为我马上就要死了。”阿玛拉说，“我问护士我还有几天可活。护士说不知道，也许几年。她说如果你有钱买药，也许能活久一点。”
在乌干达，虽然政府自2004年起提供免费的抗逆转录病毒药物，但在偏远农村，药品供应时断时续，医疗资源极度匮乏。很多患者根本不知道有免费药，或者知道了也拿不到。
“我没有钱。丈夫死了，家里什么都没有。我抱着女儿，坐在卫生中心的门口哭。天黑了，一个打扫卫生的老太太过来跟我说：‘别哭了，哭也治不好病。回去好好吃饭，能活一天是一天。’”
她抱着女儿走了两个小时的路回家。
一路上，她在想怎么死。
“我想过跳井。”她说，“村口有一口井，很深。我想抱着女儿一起跳。但走到井边，女儿哭了。她饿。她哭得很大声，整个村子都能听见。我站在那里，抱着她，看着井口，站了很久。”
她没跳。
不是因为勇敢。
“是因为我女儿吸我的奶。她吸的时候，我突然觉得，如果我现在死了，她怎么办？大太太不会养她。娘家不会要她。她会饿死，或者被野兽吃掉。”
阿玛拉决定活着。
哪怕只能活几年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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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五部分：“逃跑那晚，我把女儿绑在背上，踏上了三天两夜的逃亡路”
2019年3月，阿玛拉决定逃。
“我不能再待在村子里。”她说，“消息传开了。全村人都知道我得了艾滋病。有人往我家门口扔石头，有人指着我说‘瘟神’。连我母亲都不敢来看我。她托人带话，说让我‘别回去了’。”
她变卖了唯一值钱的东西——一个铁锅和一个水桶。换了三万先令（约人民币60元）。她把女儿用布绑在背上，带了几块木薯饼，趁天黑出发了。
“我要去肯尼亚。”她说，“听说那边对艾滋病患者好一点，有免费的药，有组织帮忙。”
从乌干达中部到肯尼亚边境，直线距离一百多公里。阿玛拉没有车，没有手机，不会英语，怀里揣着一个艾滋病诊断证明。
“我走了三天。”她说，“白天躲在树林里，晚上沿着公路走。有几次，路过的卡车司机停下问我，要不要‘帮忙’。我知道他们是什么意思。我跑了。”
第三天夜里，她遇到一个女人。
“那个女人在路边卖烤玉米。我饿得走不动了，女儿一直在哭。她给了我两根玉米，没要钱。她问我从哪里来，到哪里去。我告诉她了。”
这个女人是一个性工作者，常年在边境线上“做生意”。她认识一些人。
“她帮我找了一辆走私粮食的卡车。司机是个索马里人，不会说英语，只会说斯瓦希里语。他不会白帮我。我付了那一万先令。”
卡车在夜色中穿过边境。
“过境的时候，我趴在粮食袋子里，女儿在身下，我捂着她的嘴，怕她哭出来。边境检查站有灯，有士兵，有狗。我心跳得快要死掉。”
卡车开进了肯尼亚。
阿玛拉逃出来了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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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六部分：“内罗毕不是天堂，但至少我有药。”
内罗毕的基贝拉贫民窟，非洲最大的城市贫民窟之一。
阿玛拉住在这里。一间铁皮房，月租1500先令（约人民币90元）。没有窗户，没有厕所，地上铺一块旧床垫就是床。
“刚来的时候，我什么都不会。”她说，“我不会说斯瓦希里语，不知道去哪里买药，没有钱，没有朋友。”
她在基贝拉流浪了三天。睡在教堂的台阶上，捡菜市场扔掉的烂菜叶吃。
第四天，她遇到了一个乌干达同乡。
“那个女人叫格蕾丝，比我大十岁。她也是逃出来的。她的丈夫打她，差点把她打死。她带我去了一家国际NGO的诊所。”
那家诊所在内罗毕市中心，专门为艾滋病患者提供免费抗逆转录病毒药物。
“我第一次去，护士给我做了检查。我的CD4（免疫细胞）只有180。正常人是500到1500。护士说：‘你再来晚三个月，我们就救不了你了。’”
她开始吃药。
每天准时吃，不能停。
“药很苦。”阿玛拉说，“一开始吃的时候，头晕，恶心，吃什么吐什么。我以为我要死了。但护士说坚持，坚持一个月就好了。”
她坚持了。
一个月后，病毒载量开始下降。
三个月后，CD4回升到300。
“我活下来了。”阿玛拉说这句话时，眼泪终于掉下来，“我没想到我能活下来。”
但活着，不等于解脱。
第七部分：“终身刑期。每一天，每一粒药都在提醒我。”
阿玛拉现在靠打零工为生。
她帮人洗衣服，一件50先令（约人民币0.9元）。一天能洗十几件。偶尔去建筑工地搬砖，一天能挣300先令（约人民币5.4元）。
“够吃饭。但不够别的。”她说，“女儿要上学，要买衣服，要打疫苗。我什么都给不了她。”
最让她痛苦的不是贫穷。
是药。
“我每天都要吃药。早上六点，闹钟响了，准时吞下那些药片。不能忘。忘了，病毒就会回来。每一天，每一次吃药都在提醒我——我有病。我快死了。”
她说，艾滋病像一条蛇，缠在她脖子上。
“你逃不出。不管你跑到哪里，不管你换了多少名字，它都在。你照镜子的时候，看到的是一个有病的人。你走在街上，觉得每个人都在看你。你咳嗽一声，就害怕是不是发作了。”
我问她有没有告诉任何人。
“没有。”她说，“我不敢。告诉别人，别人会怕我，会赶我走。我告诉过格蕾丝，她是我唯一的朋友。但后来她也怕了。她说她不是怕我，是怕‘那个病’。后来她搬走了。”
她现在一个人。
没有人说话，没有人帮忙，没有人在她发烧时给她倒一杯水。
“我有时候想，我逃出来到底对不对？”阿玛拉说，“如果我留在乌干达，也许已经死了。但我还活着。可活着又怎么样？每一天都是刑期。我没有未来。我不能结婚，不能再有孩子，不能有梦想。”
她的女儿今年六岁，健康。
“我每个月带她去查一次。她没有感染。这是上帝给我的唯一的恩赐。”
但她不敢想女儿长大后怎么办。
“如果她知道妈妈有这个病，她会怎么看我？如果学校知道了，会不会开除她？如果邻居知道了，会不会赶我们走？”
她说她经常做梦。
梦见自己回到了乌干达的村子。院子还在。大太太还在。丈夫还活着，坐在院子里喝酒，笑声很大。
“我梦见他朝我走过来。我想跑，但腿动不了。他抓住我的手，笑着对我说：‘你是我的。你永远都是我的。’”
她尖叫着醒来。
一身冷汗。
药瓶就在枕头旁边。
她拿起来，倒出药片，吞下去。
新的一天开始了。
新的刑期。
尾声：“如果有人读到我的故事……”
采访快结束时，我问阿玛拉，你希望读者从你的故事里看到什么？
她沉默了很久。
久到我以为信号又断了。
然后她开口了，声音很轻，像怕吵醒谁。
“我希望她们知道，一夫多妻不是‘文化’，不是‘传统’。”她说，“它是一座监狱。女人在里面，不是妻子，不是爱人，是财产。是牛换来的。是生孩子的工具。”
她说，约瑟夫没有害死她一个人。
“他还有别的妻子。我不知道她们在哪里，也不知道她们还活着没有。我听说二太太死了，也是那个病。五太太回了娘家，但娘家不会养她。她的孩子也许也感染了。”
她希望乌干达政府做点什么。
“法律说一夫多妻合法，那女人的命呢？女人的命不是命吗？”
但她最想说的，是给那些和她一样的人。
“如果你也得了这个病，不要死。”她说，“去找药。去大城市。去找那些NGO。有免费的药。真的。吃了药，你不会死那么快。你能活。你还能看你孩子长大。”
最后她说了一句让我记了很久的话。
“我没有逃出去。我只是换了一个地方坐牢。但这个牢，至少我可以开窗。我可以看到天空。我可以告诉我女儿，妈妈病了，但妈妈爱你。”
采访结束了。
阿玛拉说她要去洗衣服了。今天有十件，能赚500先令。她可以买一公斤玉米面，一根甘蔗，给女儿买一个旧娃娃。
屏幕黑了。
我坐在那里，很久没动。
窗外的城市灯火通明，车水马龙。我想到地球的另一端，乌干达的太阳正在升起。一个26岁的女人，一个6岁的孩子，一间铁皮房，一袋救命的药。
和一纸永不到期的判决。
（应受访者要求，文中人名、地名均做化名处理。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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